犯罪行为侵害的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事执行方式，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对犯罪人施加报应性惩罚，而是致力于对受损的社会关系进行整体修复，恢复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以及重塑社区矫正对象健全的人格。因此，《社区矫正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可以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个人特长，组织其参加公益活动，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社区矫正对象通过参加社区服务、公益劳动修复包括被害人（社区）在内的各方面的社会关系，获得宽宥、谅解和接纳，减少“标签化”和社会排斥，营造良好的回归环境才能实现“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立法目的。

《社区矫正法》第三条将教育矫正与帮困扶助两项任务合并，统一为“教育帮扶”，以“坚持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相结合”作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方针。监督管理强调社区矫正的刑事执行措施属性，通过外在强制力要求矫正对象遵守报告、会客、外出、迁居、保外就医等监督管理规定，服从社区矫正机构的管理；而教育帮扶旨在利用多种形式，对矫正对象进行法治、道德等教育，激发其内在道德素质和悔罪意识，消除可能重新犯罪的因素。

《社区矫正法》第十条至第十三条对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各方主体的职责作了明确规定，鼓励和引导多元社会力量依法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并在第四十条授权社区矫正机构可以通过购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或者通过项目委托社会组织等方式，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心理辅导、社会关系改善等专业化帮扶。

《社区矫正法》总则第四条强调社区矫正对象依法享有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侵犯，在就业、就学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在实施社区矫正的过程中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措施和方法应当避免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响；非依法律规定，不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自由。社区矫正机构须严格保密矫正对象的身份信息、位置信息和个人隐私。

犯罪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犯罪行为以及造成的危害结果各有差异，教育矫治需求的差异性体现了特殊预防所蕴含的刑罚个别化逻辑，要求处遇措施的程度及性质需根据矫正对象区别对待、类型化处理。在分类处遇的基础上，制定个别化、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并根据矫正效果动态调整，才能保证处遇措施的有效性。《社区矫正法》在总则第三条确立了分类管理与个别化矫正原则，并在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两章的第二十四条和第三十六条分别作出具体规定。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智慧矫正”以及建设信息共享应用服务平台是各地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的创新经验，《社区矫正法》把这些成功做法提升为制度成果，将“国家支持社区矫正机构提高信息化水平”“社区矫正工作相关部门之间依法进行信息共享”等内容写入总则第五条，还就信息化核查、使用电子定位装置等作出了专门规定，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社区矫正法》针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特殊情况设立专章予以特别规定，要求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与成年人分别进行，采取针对性的矫正措施。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予以特殊保护，如为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确定矫正小组，应当吸收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人员参加；保障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完成义务教育以及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与其他未成年人同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