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年人口众多，目前已达2.5亿；同时，老龄化速度加快，‘未富先老’特征明显。”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说。

     当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三支柱”。第一支柱，政府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这是基础；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这是补充；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这是前两者的提升。

     据统计，第一支柱目前占主导地位，规模已超6万亿元，占比达70%；第二支柱的规模仅为2万亿元；第三支柱刚刚起步，规模相对较小。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此结构易导致第一支柱“独木难支”，加强第二、第三支柱发展迫在眉睫。

     实际上，我国近年来一直增加对第二支柱的投入。2004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出台，支持相关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同时，中央财政先后出台政策，保证养老金的企业缴纳部分在一定比例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个人缴纳部分在一定比例内实行递延纳税。

    尽管如此，第二支柱的发展仍面临一系列问题，集中表现为覆盖面窄、企业负担压力较大、缺乏持续加入的能力和意愿等。

     “因此，还要充分发挥第三支柱作用。”黄洪说，各国普遍通过税收激励引导个人增加养老金的积累，我国在这方面依然有待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三大支柱均衡发展，监管层也正在考虑改革完善我国养老金的筹集模式。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认为，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要求我国养老金筹集模式势必从“现收现付”为主向“预筹积累制”为主转变。“在‘预筹积累’模式的养老制度下，养老基金管理与资本市场关系密切，需要促进养老金投资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范一飞说，但需注意长短结合、多措并举。

具体来看，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制定适合养老投资的金融监管办法，减少资本市场风险因素，增强养老资产投资意愿。如定期开展养老资产管理人资格评审，实现优胜劣汰。

二是按照市场化原则完善投资运营体制机制，提升养老金管理机构投资管理能力。应大力发展专业化机构投资者，在保障个人知情权、参与权基础上，为养老金持有者提供更加简明、个性化和灵活的养老金投资服务。

三是扩大投资产品范围。未来，国际市场的低利率环境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应进一步提高养老金投资的多样化程度。

四是完善投资回报考核机制，避免养老金投资决策过度关注市场短期波动。

五是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引入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养老金投资管理，可引进好的经验和做法，促进养老基金管理人之间良性竞争，助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城乡居民养老金入市正在“小步快跑”。

    目前，青海省人社厅、财政厅向全国基金理事会拨付首批委托资金23.98亿元，标志着该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正式投资运营。本次投资占2019年全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46.9亿元的51.1%。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已有19个省（区、市）启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合同金额2123亿元，同比增加1350亿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实现稳步增长。根据此前部署，2020年底前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作。

    在专家看来，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将有效防范基金运行风险，增强基金支撑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